Tien's.

The woman called after I spent all day chasing up an old address in the west side of Beijing for a family member I’ve never met. Here’s the thing, she said, the man you’re looking for died of cancer two years ago.  Oh, I see.  How’s your grandmother? She passed eight years ago.  Oh.  Stubbornly I spent the following day digging up yet another old address inside a Hutong near the Forbidden city - my grandmother’s sister. The number was #21 but there was only #17 and #27. The government employee at #27 told me they leveled the block “to prepare for something”. That was fifteen years ago.  Sit, young lad, he said. Wait here. Call this number. It’s easy. Come back tomorrow and try again.  I’ll be gone tomorrow.  It’s hard when all you have is a thirty year old address.  I am aware.  It’s probably foolish of me spending most of my first visit in Mainland running after apartment numbers older than myself. But I needed...

Federal Cafe. Barcelona. J   是土生土長的威爾斯人，我們在 Mobile World Congress 一間不算擁擠的媒體室閒聊，他跟我介紹在威爾斯海岸可以做的戶外活動，但我一點興趣也沒有。接著聊到 Hemstead ，關於 1998 Geoorge Michaels 在這個富裕的倫敦社區發生的醜聞，然後剪接師 Adria 加入我們，一起清算那些二十七歲時離世的 27 Club 的音樂家（雖然 Michaels 活到五十三歲）。 Anton Yelchin 也算嗎？ 然後 Jamie 跟我們道別，晚上的聚餐看來人越來越少。 Danielle, Pierre, 和我在巴賽隆納鬧區的 El Nacional 喝 Ｇ 10 ，一種琴酒加綠茶的調酒，攝影組的 Adlofo 帶女友加入我們，熱烈地談起委內瑞拉的政治。 將近午夜的時候我們走進久聞大名（來了巴賽隆納三次才來）的 Irish Pub Obama’s 。一個樂手熱請地彈奏 I wanna Hold your Hand 。人潮慢慢增加，客人也越唱越興奮，一群在 Mercedes 的德國人開始跳起舞來。我們一起從 Country Road 唱到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喝著加 Rosemary 的 Ｇ＆Ｔ，跟陌生人大聲閒談。 “This is my last time in Barcelona.” 丹尼 說，他是我的經理。 去年你也是這樣說的，我提醒他。 是嗎？他不記得了。 講完我自己有點內疚，這不也該是我來巴賽隆納的最後一年了嗎？以後不做這種上天下海的影片記者的工作也還是可以來這裡玩啊，可是這樣就看不到這些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了吧？那種忙完一整個星期之後海喝一場的成就感也會隨之消失，擠在酒吧看足球和深夜晚餐一起抱怨客戶的時光也會變成回憶。 所以不想離開是因為害怕失去這些在巴賽隆納的朋友嗎？辭職之後其實也沒有理由來這個城市了。就算來也不會一樣了。 Adolfo 喝著啤酒跟我說他今年要到委內瑞拉拍自己的電影。他說他要在今年拍完，失敗再回來接案子，不試試怎麼會知道？我說是啊，我也在去年聖誕節寫完了第二個劇本。馬上要開始改寫了。 將近凌晨兩點的時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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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寫完了，一百零三頁。 這個想法是 2017 在 Hannover, Germany 出差時開始醞釀的，三天到柏林的旅行中繼續發展，中間還有很多別的故事和想法，但思緒總回到這個故事裡。 然後去年十二月在布拉格，深夜一個人在路燈唏噓的街道上散步，一個抽菸的女人遠遠看著我。好吧，就寫這個好了。 今年三月在東京跟高中同學玩，剛好在紐約畢製的女演員也在，跟她一起吃飯之後。決定開始擬大綱，反正東京才剛去過，一有空就擠進安靜的咖啡館邊畫邊寫不要臉坐上一整天。 四月在巴黎也是這樣，早上喝咖啡，寫一整個早上，沿著聖母院散一個步去博物館，躺在公園看書，晚上喝點酒之後繼續。 六月回到德國，大綱還沒寫好就開始寫劇本。七八月痛苦地邊寫邊改，九月在厄瓜多爾的首都 Quito 度假的時候故意錯過一個 walking tour ，把永遠改不好的大綱寫完。 十月中的時候錯誤百出的初稿寫好了。藉著在香港出差一個人到河內度了個假。 十一月到義大利小鎮 L’Aquila 和羅馬出差時開始重寫，大部分的故事都換掉了。其實已經不知道在寫三小，但腦中有一個畫面，想把它寫出來，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別人分享。 上星期在葡萄牙試著寫完，但卡在八十幾頁。 然後回到紐約，抱著醜媳婦見公婆的心態硬把它寫完。星期五四點整天黑在下雨。連點的咖啡都忘了喝。 走到 Chelsea 剪頭髮。到趙容的公司聖誕派對喝酒。 雖然已經重寫了一次，但是問題還是很多，那還是自己知道的部分，等別人看了可能會被瞬間打槍。 但是過程很重要吧，是嗎？三十歲的時候寫了人生第二個劇本，稍微比第一個好一些，這值得喘一口氣。 然後繼續，對，就是這樣，不要放棄。 Ｓ even Grams. Flower District. Manhattan. 

在葡萄牙的最後一天，我們離開 Sintra 小鎮酒莊回到里斯本，找了一間在街角的餐聽吃烤魚，跟法蘭聊一些關於童年的回憶，他說著流下眼淚。 一切都是我的夢害的。天亮時我夢到親人死去，在夢裡哭得很難過，然後想到皮耶的父親在他小時候選擇離開人世，法蘭的父親也在幾年前因為癌症過世。 早上看到皮耶時跟他說我的夢，皮耶說他常夢到相反的事: 他父親在他夢中活得好好的，只是躲起來了。他說那是開心的夢。 法蘭則是被巨大的罪惡感充滿，覺得自己做得不夠而為時已晚。 吃完晚飯之後到了一間叫 Pavihao Chines 的雞尾酒吧。一個法國女人在撞球台桌旁抽香菸，穿著講究的服務生遞給我們一杯杯的 Nigeroni，Rusty Nail, Manhattan 和一杯喝起來像咖啡的波本雞尾酒 Fantasma。 我跟法蘭越聊越深。這家裝潢精緻的酒館像一個時光機，瞬間把我們抽到午夜。也許是室內煙味的關係，想到小時候父親在家的早晨。 能夠在室內抽菸真好，法蘭說，Old fashion。真想跟那法國女人要跟菸抽。 我們開心的說著其實歐洲還不錯，踩在昏黃的鵝卵石街道上。一群要去派對的年輕葡萄牙人堅持要跟我們拍照，還要我們加入他們去 Ｃlub。但我婉拒了。 最後在一家叫 Park 5th 的停車場屋頂酒吧喝琴酒 Floor 和 G&T，俯瞰熟睡的 Tigus 河。聊糾結心裡的事。 到旅館時已經一點半了。連旅館酒吧都關了，上帝要我們停止喝酒，我說。跟法蘭擁抱道別。 明天還會記得這些事嗎？這樣對過去的苦痛和無奈是不是就是 Fado 裡唱的悲哀呢？喝酒之後會好過許多，對吧？

Iain 開車離開羅馬機場的時候我有點懊惱，讓一個中年英國男人在義大利深山開左駕可能有點危險，尤其是他換擋的速度有點遲鈍，還用英式幽默批評義大利開車技術，但這可能是租來的 Fira Cubo 老舊粗糙的關係。 啊，你看那個山城！我說。在夕陽下閃閃發光。 義大利其實還不錯嘛，Iain 笑著說，有點敷衍。 一路上背著夕陽向東開，下午到了這個九年前被地震摧殘的古城，安靜的像個酣睡的老人，打呼中散發死亡的氣息。遠方偶爾有人談話的聲音，但大門緊閉的下城滿是裂痕，荒涼的讓人發慌。沈默的壁畫彷彿在抗議這重建的緩慢。任何當地人會說這是典型義大利政府的效率，然後聳聳肩。 我們走進一個荒廢的旅館，有工程中的器材和播放義大利音樂的收音機，但就是沒有人影，昔日的酒吧現在是一盞搖曳的水晶吊燈。 人都到哪裡了？ 卡爾維諾寫過一個死亡的城市，居民在地底蓋了一座一樣的城市，把死去的人們用他們平常的生活姿勢保存著。 傍晚我們請當地的攝影組吃飯，Alberto 和 Adriano。我們聊著義大利電影，聊到安東尼奧尼和費里尼， Adriano 說他最喜歡 Las Strada ，我說我也是，那 Juliet of the Spirit 呢？他說還好。安東尼奧尼呢？我最喜歡 Blow Up ， Alberto 最喜歡 Professione: reporter ，他還很喜歡柯波拉的 Rumble Fish 。 How about Asia Argento? 我玩笑地說。 She’s a bitch。Adriano 回答。 然後飯後來一杯餐廳自己釀的 Agencia 幫助消化，真難喝。 在 L’Aquila的第二天我時差終於跟不上了。兩個星期前在香港，一個星期在 L. A.，我已經完全失去調時差的能力 — 誰讓晚上自己要學人家喝 espresso 幫助消化。一整晚聽山裡的狗叫，想到今年四月底在南法的時候也是這樣折騰。這樣下去還要多久啊？一個而立之年的人每天這樣在陌生的城市瞪著天花板發呆值得嗎？ 第二天晚上跟義大利當地的 Crew 吃 Abruzzo 省的烤肉。Alberto 想在 IG 上找我。 Are you on Tinder? 他問。 Tinder…No. 我們大笑，之後我不斷用這...

因為高中好朋友搬離東京了，香港工作結束後決定不停日本，往西飛兩個小時到河內待兩天。飛機上讀長春圍城，餓死了二十至三十萬人。我有一天想去長春看看。然後去北京走姥姥走過的路。 拿美國護照到越南辦落地簽比我想像中簡單，在機場填表付費等十五分鐘就在護照上印了個一頁大的章。空白頁只剩四頁了，我還有別的地方要去哪。 晚上九點半到旅館，不想用網路找地方，跟櫃檯問哪個方向有吃的，他說右轉。我在路邊麵攤跟一個穿某種制服的老人相視而坐，麵來了要加辣的時候他做了個小心的手勢，我加了發現其實一點不辣。吃完了拿牙籤剃牙，老人開始跟我長篇大論解釋正確吃法。我張大眼什麼也聽不懂但盡量溝通，跟他說明天要吃 Bun Cha ，他更興奮了，教我怎麼點才對。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大聲對話，店裡的人都轉過來看。 吃完付錢，凳子上的女人要八萬，我給八千，我聽不懂，她乾脆一把從我手中出抽了一萬，路邊的人一陣大笑。老人又跑來湊熱鬧，也跟著笑。 早上六點多醒來，沿著 Ho Hoan Kiem 湖往北走到 Note Coffee ，給經理打電話跟他說我想去河內，其實是先斬後奏。他笑說不要被搶。一邊把客戶要求的採訪剪好上傳，喝完咖啡問怎麼走到 Bach ma temple 和舊城區。然後到 Bun cha 34 吃午餐。 街道上都是粘膩的食物和汽油味，頭頂是帽子和墨鏡都擋不住的刺眼陽光，但我喜歡在陌生的城市走路。 下午走了半個小時到 Vietnam Military History Museum ，延著側門走，一個騎載客機車的男人跟我指大門的位置，我說好。他還是緊跟著。我搖搖手跟他說我要用走的。 Where you from ？他問。 America 。我說。 他點頭，咻一下騎走了。 這是我旅行的習慣，被陌生人有傾略性地問那裡來時說美國可以避開不必要的對話跟麻煩。但這次講完有點懊惱，要去叁觀跟越戰有關的紀念館還這樣斬釘截鐵說自己是美國來的，可能有挑釁的意味。 博物館廣場上有一個越戰時被打下來的美軍 B52 ，熔毀成一個倒栽蔥，前面放了一個越南女兵的照片。一個年輕人走過來，興奮地跟那些殺人機器合照。 Anthony Bourdain 在這裡訪問一個女導遊，他說某些程度的遺望歷史是好事，也許有一個世代的人會對戰爭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