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t Look Back in 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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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Cafe. Barcelona.

J 是土生土長的威爾斯人，我們在 Mobile World Congress一間不算擁擠的媒體室閒聊，他跟我介紹在威爾斯海岸可以做的戶外活動，但我一點興趣也沒有。接著聊到 Hemstead，關於 1998 Geoorge Michaels 在這個富裕的倫敦社區發生的醜聞，然後剪接師 Adria 加入我們，一起清算那些二十七歲時離世的 27 Club 的音樂家（雖然 Michaels 活到五十三歲）。

Anton Yelchin 也算嗎？
然後 Jamie 跟我們道別，晚上的聚餐看來人越來越少。

Danielle, Pierre, 和我在巴賽隆納鬧區的 El Nacional 喝 Ｇ10，一種琴酒加綠茶的調酒，攝影組的 Adlofo 帶女友加入我們，熱烈地談起委內瑞拉的政治。 將近午夜的時候我們走進久聞大名（來了巴賽隆納三次才來）的 Irish Pub Obama’s。一個樂手熱請地彈奏 I wanna Hold your Hand。人潮慢慢增加，客人也越唱越興奮，一群在 Mercedes 的德國人開始跳起舞來。我們一起從 Country Road 唱到 Don’t Look Back in Anger。喝著加 Rosemary 的 Ｇ＆Ｔ，跟陌生人大聲閒談。

“This is my last time in Barcelona.” 丹尼說，他是我的經理。
去年你也是這樣說的，我提醒他。
是嗎？他不記得了。

講完我自己有點內疚，這不也該是我來巴賽隆納的最後一年了嗎？以後不做這種上天下海的影片記者的工作也還是可以來這裡玩啊，可是這樣就看不到這些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了吧？那種忙完一整個星期之後海喝一場的成就感也會隨之消失，擠在酒吧看足球和深夜晚餐一起抱怨客戶的時光也會變成回憶。

所以不想離開是因為害怕失去這些在巴賽隆納的朋友嗎？辭職之後其實也沒有理由來這個城市了。就算來也不會一樣了。

Adolfo 喝著啤酒跟我說他今年要到委內瑞拉拍自己的電影。他說他要在今年拍完，失敗再回來接案子，不試試怎麼會知道？我說是啊，我也在去年聖誕節寫完了第二個劇本。馬上要開始改寫了。

將近凌晨兩點的時候我們走出酒吧，晚風料峭，丹尼和 Danielle 點了一根菸。Danielle 興奮地形容她可能快要發生的婚禮，但是在西班牙的西北角可能很難抵達，要在城堡還是葡萄酒莊呢？真難決定。也許是喝多了，一向排斥婚禮的我也開始幫她出主意，還答應她不論在哪裡我都會飛去參加。

那個飄渺未來還不存在的婚禮將會是一個重返西班牙的好理由吧？沒有工作而又可以看到這些老朋友，在一個遙遠難以抵達的小鎮，我們有機會一起閒聊重溫這幾年的甘苦，希望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放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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